元朝（1271～1368年）是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庞大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蒙古族是中国北方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游牧民族，早年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东部的密林里，7世纪时，他们走出密林，向西迁移到蒙古高原，后来蒙古各部与邻近各民族逐渐加强了经济联系，他们用马匹、皮毛换取纺织品和铁器。铁制工具和武器的使用，对蒙古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各部奴隶主贵族为掠夺奴隶、牲畜和财产，彼此展开了激烈的战争，饱受战争蹂躏的蒙古人民渴望摆脱战乱，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大约在公元12世纪，蒙古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铁木真，他是斡难河流域蒙古族一个部落的杰出首领。他联合盟友，经过多年战争，统一了蒙古各部，于公元1206年被各部推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于漠北，使昔日分散游牧、争战不休的草原各部逐步凝聚为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在铁木真的领导下，蒙古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中国北方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被迫放弃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将首都迁至汴京（今开封）。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他的儿子窝阔台根据他临死前的战略部署，开始灭金军事行动，即假道南宋，合围金国。1231年，假道南宋的任务由拖雷率领的三万铁骑来执行，而南宋既不敢拒绝拖雷又觉得让人假道有失颜面，于是在半推半就之间与拖雷发生冲突，冲突过后宋军再无勇气抵挡蒙军。于是拖雷顺利抵达湖广，趁金兵后方空虚北上，直逼汴京，从而大乱与蒙古主力对峙的金兵阵脚。在汴京陷落前，金哀宗辗转逃到蔡州，此时，蒙古和金国都遣使如宋，希望能同宋一起抗击对方。曾受尽金人羞辱的南宋为了报仇，置金使的苦苦哀求与唇亡齿寒的道理于不顾，竟重蹈北宋联金灭辽之覆辙，遣使报聘，同意了蒙古大汗“许俟成功，以河南地归宋”的请求。1234年，金国终被蒙古与南宋的联军消灭。金国灭亡后，南宋离灭亡之路也就不远了。
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即汗位，将统治中心由漠北草原移入汉地，建立起中央集权官僚制统治，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起元王朝，从此，北京逐渐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蒙古族以其强大的武力，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西征，战火燃遍西亚和东欧，灭掉了40余个国家，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蒙古人改变了整个亚欧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对蒙古铁骑的纵横欧亚，罗马教皇格烈高里九世惊呼为上帝的“罚罪之鞭”。看来，伊本·赫勒敦所说不差，“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性格强悍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
1276年，元朝发兵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南宋军民浴血奋战，顽强抵抗元军的进攻，涌现出不少抗元斗争的英雄人物，如陆秀夫、张世杰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文天祥。元军压境时，他毅然把自己的家财充作军费，组织军队救援临安。临安陷落后，文天祥继续组织抗元斗争，转战于江西、福建和广东等地，1278年在今广东海丰以北的五坡岭被俘。在押解途中，他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1279年，元军灭掉南宋，完成了中国的再度统一。
从此，元朝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疆域最大的王朝，忽必烈在统一中国之后，并没有停止对外的军事行动。元朝曾两征日本、两征安南（今越南北部）、两征缅甸，先后使高丽、缅甸、台城、安南等地成为元的属国。
元政府为了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与管理，建立了行省制度。在中央所在的大都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直接管辖大都及其周围的河北、河南、山西、内蒙等“腹里”之地；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元政府还在福建行省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今台湾）；元政府在西藏委派官吏，驻扎军队，清查户口，征收赋税，西藏成为元朝的正式行政区，元政府还在中央设宣政院，负责管理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
在经济方面，忽必烈为了适应中原和江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毅然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元朝初年，由于社会安定、政策得当，北方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加数倍”。经济的起步带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农村集市以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巨大发展。在元朝年间，南方的棉花种植已非常普遍，纺织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出现了以黄道婆为首的一批手工业者。此外，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通，商业也极度繁荣，元朝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在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元大都的繁荣景象。
然而，天下一统所提供的种种促进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有利条件，在元朝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者，在完成统治重心的转变、大体接受了中原王朝的一套典章制度、上层建筑后，迅速向消极、保守的方面转化，统治者的生活逐渐奢华起来，同时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更加激烈。
元统治者还对残存的一些不适应汉族地区状况的草原旧制拒绝变革，仍“视居庸以北为内地”，将中原之地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民族的特殊状况进行治理的问题；同时，千百年来占中国主导的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元朝统治者明确树立为治国的主导方针。对外穷兵黩武、对内聚敛搜刮，使刚刚略显平缓的社会矛盾很快激化起来。辽太宗耶律德光面临的“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的问题在元朝统治者面前同样存在，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的先后起兵，最终将元朝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来看看《元代史》的作者周良霄是怎样评价元朝的：“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