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盛唐文化就像人类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盛唐风采首推贞观之治，后为开元盛世，此期举国风物明丽、歌舞升平，“客似云来、聚宝金市”，一片繁华荣景、国运昌隆之象。
626年，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脱颖而出，“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改元贞观（627～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用心治理国家，实行了很多开明的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他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注视民心、民情和民意，他曾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苛刻地对待民众。他还紧紧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注意倾听不同意见。在他执政期间，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为“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出现主要在于采取了以下适应社会发展的措施。他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编修《氏族志》建立起“立功、立德、立言”的标准；通过发展科举制度，抑制旧士族地主势力，适应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
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他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并注意从新人、生人甚至敌对营垒中选拔杰出的文官武将，魏徵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拔出来以后加以重用的。魏徵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玄武门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徵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徵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宰相，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成果是：魏徵为唐王朝的强盛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唐太宗虚怀博纳，从谏如流；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盆冷水：陛下平时总告诫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陛下。李世民深以为然，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魏徵、岑文本和马周等谏臣都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魏徵病死，太宗痛哭着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整理衣帽；用历史作镜子，可以了解兴亡；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对错。魏徵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唐太宗在执政期间，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还另外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这样就可以集中多数人的意见，避免宰相专权。
唐太宗还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平定东突厥后，唐王朝广设羁縻府州，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北方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通过和亲政策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
在贞观年间，皇帝率先垂范，官员执法不避亲贵，清明廉洁；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尤为可贵的是，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治贪官污吏，他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李世民还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奖励农耕；发展生产，让农民休养生息，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禁止大族卖婚求财，抑制旧士族的势力……由于上述政策和措施的执行与开展，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遍野、谷价低廉、物价稳定、社会升平的景象。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媲美的盛世。
贞观后期，在魏徵和长孙皇后去世后，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做得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两国人民带来了苦难。但这些，在整个太宗时期，均属支流。
开元（713～742年）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的年号。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开元末年，经过100多年的积累，唐朝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史称“开元盛世”。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孙子，他当上皇帝后，立志继承唐太宗的事业，即位不久即励精图治，开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才能。
他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并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核，玄宗在任用官吏方面很有独到之处，他特别注意下层官员的任用，亲自出题考察县官，县令上任之前玄宗必亲自召见。经过一番精心整饬，官吏队伍面貌为之一新，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使国家机构这台机器正常高效地运转起来了。
玄宗还特别重视宰相人才的任用，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与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贤相的代名词。除此之外，张九龄、韩休、张嘉贞、张说和李元德等都是当时的名相，他们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对玄宗施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匡正扶持作用。
玄宗还从自身做起，厉行节俭之风。“乘舆服饰，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宫嫔妃自后妃以下者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罚一百。在玄宗的倡导下，节俭成了时尚。对日益扩大的佛教势力，玄宗下令严禁建造佛寺道观、铸造佛像、抄写佛经，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下令减少全国僧尼人数，从而扼制了寺院势力。
玄宗比较注意发展经济，从开元九年（721年）后的四年间，玄宗采取检田括户、抑制兼并等措施，下令在全国清查户口和土地、安置逃亡人口、将籍外土地重新分给农民耕种，这样就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提高了农民从事耕作的积极性，农业也大大向前发展，农民不再因过重的赋税举家外逃。四海之内，无论山川还是沟壑，都出现了一派牛耕农作的兴盛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检田括户历时4年，经过辛勤努力，中央政府增户88万，检出大量土地，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百万两纹银。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及文化科技事业也随之繁荣发达起来。唐都长安城里更是热闹非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使臣、商人、学者和工匠都争相前往唐朝进行友好交往，开展贸易，学习文化、技术。往来于唐和波斯、天竺、大食等地的商船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外国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居住在长安。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当时的唐王朝已成为亚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对外交通发达，唐和亚欧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唐和朝鲜半岛的新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唐和日本关系更加密切，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甚大，从政治制度到生活习俗，日本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唐和印度半岛也有频繁的往来，唐和波斯、大食也有良好的关系，政治经济交往不断。
天宝（742～756年）年间，唐玄宗宠幸杨贵妃，不理朝政，国家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锐减，755年，遂爆发“安史之乱”。762年，叛乱得以平息。这场持续7年的叛乱使中国北方经济遭受了严重摧残，唐朝从此走向衰落，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876年，王仙芝、黄巢领导了唐末农民大起义，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唐王朝亦由此瓦解。